“法国病”诊断师的结论：现代法国起源是因为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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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病”的诊断师

一八七五年，泰纳的《旧制度》问世，这是泰纳的鸿篇巨著《现代法国的起源》的第一部分。在完成第二部分《大革命》和第三部分《新制度》第二卷的头两章之后，泰纳辞世。泰纳花费二十年心血写成的这部著作，获得了“充满争议的成功”。围绕这部著作，法国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甚至展开了颇为激烈的学术和政治论辩。左派史家奥拉尔（Aulard）和马蒂耶（Mathiez）指责泰纳带着强烈的政治先见选择历史事实，他们尤其不满泰纳把雅各宾派视为“忿激的疯子”，他们给泰纳扣上了一顶“帽子”—对人民缺乏理解力的狭獈的资产者。比奥拉尔们温和一点的批评者瑟诺博斯（Seignobos）则简明扼要地说：泰纳是一座宏大的丰碑，但已经是坍塌了一半的丰碑。然而，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的历史学家科尚（Cochin）则欢呼泰纳是少见的致力于探讨雅各宾主义之谜的人。当代著名史家奥祖夫（Ozouf）也撰文指出，尽管泰纳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不乏令人诟病之处，但他对民主制的脆弱之处的洞察、对人性中自私和残忍本能的警惕、对欧洲即将到来的灾难的预感，都至为敏锐。正因如此，她为泰纳正名道：历经了一个多世纪，“这座‘坍塌了一半的丰碑’仍能傲然屹立”。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泰纳已凭借《英国文学史》这一里程碑式的作品获得声名。一八七八年，泰纳凭借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出色成就，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着手写作《旧制度》之前，泰纳一直栖身于象牙塔内，很少谈论政治。那么，这位文学批评家为何会转而研究法国史，并希望其著作成为“医生的诊断书”，帮助法国治疗政治痼疾呢？
在《旧制度》的序言中，泰纳表明了自己研究法国历史的意图。他希望借助自己的研究，帮助法兰西民族“发现”适宜自己的社会政治形态。他之所以强调“发现”，是因为在他看来，自一七八九年法国爆发大革命以来，法国人一直在依据自己的政治信念“构建”政治寓所。八十年来，持不同政治信念的人们—君主立宪派、共和派、民主派、保王派、社会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已经“十三次拆毁和重建它”，但法国人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寓所。法国自一七八九年以来的历史经验使泰纳相信，适宜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是由“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决定的。泰纳用类似于孟德斯鸠的口吻说道：在制订法律之前，需要研究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历史。泰纳认为，这个研究工作比制订宪法的过程要长得多，也困难得多。然而，为了避免虚妄的政治建构，舍此别无他途。因此，泰纳决心“只在对法国进行研究之后，再着手寻找某种政治见解”。
从泰纳的自述不难看出，他转向历史研究是出于对法国政治命运的关切。带着介入政治的强烈关怀投入对历史的研究，难免会有将政治先见带入研究的危险。事实上，确实有不少人指责泰纳是“反革命史学”的代表人物。不过这种指责并不公允。尽管在评述旧制度和大革命时，泰纳没能避免立场保守的过激言辞，但他绝非一个只受自己的政治成见摆布的史学家。在《旧制度》的序言中，泰纳主张用科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请允许一个历史学家像自然主义者一样工作。我面对自己的课题就像面对一个昆虫的蜕变一样……摆脱了各种成见的好奇心才是科学的好奇心……”一心想要成为历史科学家的泰纳，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史料：档案、日记、著作、私人通信、官方的各种报告和记录。凭借着丰富的史料，凭借着在历史事实中寻求法则的哲学家式的热忱，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充沛情感和想象力，泰纳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旧制度的独特画卷。
《旧制度》一书共分为五卷：社会结构、风尚与性格特征、思想与学说、学说的传播、人民。泰纳试图通过这五个方面的论述，来探究旧制度覆灭与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史学界通常用“旧制度”来指称近代早期绝对王权兴起以来，法国或欧洲出现的中央行政集权制与封建制残余并存的混合体制。与托克维尔一样，泰纳也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并非对立，而是存在根本上的延续。旧制度的弊政孕育了大革命。
在第一卷“社会结构”中，泰纳着重论述了旧制度时期的三种特权者：贵族、教士和国王。其中他尤其重视分析贵族与王权的关系。总体而言，旧制度时期中央王权不断扩张，而在封建时代享有地方统治权的贵族则趋于没落。王权的扩张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达于鼎盛。此时，国王的议政会、总监、国王派往各省的行政官员已掌握实际统治权。旧贵族只担任一些闲差，他们几乎无法管理自己领地上的事务。为了剪除旧贵族的势力，王权禁止贵族在没有国王许可的情况下举行二十人以上的聚会商讨事务。王权在剥夺旧贵族的统治权的同时，还把大贵族吸引到凡尔赛宫廷中，使其沦为靠逢迎君主换取好处的廷臣。
通过大棒加胡萝卜的两手策略，王权得以扩张。然而这也导致了一个恶果—社会的分裂及原子化：通过禁止贵族聚会议事，王权使贵族们彼此分离;通过剥夺贵族的统治权并把大贵族吸引到宫廷这个“镀金牢笼”中，王权使贵族与其治下的民众分离。大贵族现在关心的只是国王的恩宠和社交场上的欢乐，对于廷臣而言，“国王寝宫的前厅就是整个世界”。至于没有离开乡村的小贵族，大多在内心里也逃离了乡村，除了收取租税，他们与村民只有稀少而冷淡的联系，许多乡居小贵族所想望的，就是“省下一笔钱好去首都挥霍”。
贵族与民众的分离促成了彼此的冷漠和怨恨。首先，贵族不再关心民众疾苦或施行德政。泰纳认为，当贵族与民众经常往来接触时，容易对后者产生仁慈之心;当二者分离时，贵族仅仅把自己当成民众的债权人，一心想从民众身上榨取更多好处。其次，在民众看来，贵族不再履行统治者的义务并庇护他们，因而贵族的封建特权也就没有理由存在了。不仅农民怨恨贵族，小贵族和底层教士也怨恨抛弃了乡村的大贵族。泰纳认为，正是从收入微薄、工作繁重的乡村教区神父当中，产生了一批临阵倒戈投向革命阵营的教士。
近代早期法国绝对王权的兴起伴随着国家税收机器的运转。然而这台机器上的首要“引擎”军役税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封建地产。两台新“引擎”—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也只有很小一部分落在贵族和教士身上。为什么会出现占有大量财富的贵族和教士只需承担微薄税负的荒谬现象呢？一方面，王权为安抚被剥夺统治权的贵族，在税收上给予后者优待。另一方面，封建制的残余也给了贵族和教士向国王索要税收豁免权的筹码。由此，绝大部分由王权征收的税负都落在第三等级身上，而后者同时还要向贵族和教士缴纳封建捐税。更有甚者，由于王权出售的官职大多附带不同程度的税收豁免权，因而第三等级中较为富裕者可以通过购买官职逃避税负。沉重的税负于是落在第三等级中既无权势也无财富的人们身上。这种畸形的税收制度导致了旧制度末期严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促成旧制度的覆亡。
从泰纳的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泰纳的影响。尽管泰纳运用的史料与托克维尔有所不同，但“社会结构”这一卷中有不少观点与托克维尔的观点类似。可以说，尽管这一卷令人印象深刻，但创新性并不足。相较而言，《旧制度》的第二卷“风尚与性格特征”及第三卷“思想与学说”、第四卷“学说的传播”更能彰显泰纳的个人风格。这三卷是围绕着十八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场域—沙龙展开论述的。泰纳以极富华彩的文笔，惟妙惟肖地描绘和分析了沙龙中男男女女的生活样态、心理活动，以及在沙龙中孕育并传播的思想学说。
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人物塔列朗（Talleyrand）曾经说过：“没有在一七八九年之前生活过的人，不会知道生活的甜美。”这正是泰纳笔下在沙龙中消遣作乐的男男女女的心声。然而，这是一种诱人却致命的甜美，它像鸩酒一样，最终让这些养尊处优的人沉醉而死。
泰纳认为，要理解旧制度的风尚，就要从它的核心与源头—宫廷说起。一些老廷臣，“年纪八十上下，但四十五年的时间就是在国王、亲王和大臣们的候见厅里踱步”。候见厅被前来博取恩宠的人挤爆，它们变成了沙龙。在凡尔赛和巴黎拥有府邸的“镀金胡蜂”们，每天早上从各种豪华建筑中飞出，前往沙龙，或是参加没完没了的狩猎、演出、舞会和夜宴。这种风尚不仅盛行于凡尔赛，而且波及全国，直至最偏僻的乡村贵族的府邸。在法国，稍微有点身份和地位的人都热衷于讲究做派，在交游中打发时光。“他们什么都不做，但一天之中没有一个钟头是闲着的。”
热衷于社交的风尚使国王和贵族远离了公共事务，丧失了统治的才能。“他们在社交场上心明眼亮，但在政治上闭目塞听。” 整个宫廷的懒散和政治上的无知可以从路易十六的日记中看出来。泰纳辛辣地指出：路易十六的日记简直就是驯马师的日记。如果没有出去打猎，他就会写上“无事”。至于沙龙里的贵族，当他们偶尔谈论公共事务时，多半只是为了取乐。遇到再严重的事件，他们也只会说上几句机智的俏皮话，仿佛随时随地制造快乐是他们唯一的责任。


不过，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交圈里，并非只有奢华享乐和风流韵事。由于法国贵族喜爱文雅的举止和机智的谈话，并向各种文人雅士敞开了沙龙的大门，巴黎的沙龙因而成为令欧洲贵族向往的“风度的学校”，以及各种时髦新奇的思想传播激荡的场所。在泰纳看来，正是从十八世纪的沙龙里，产生了导致旧制度覆灭的思想炸药。而沙龙里流行的思想之所以产生致命的效果，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经典精神”（l’esprit classsique）。打着“经典精神”烙印的作品，采用的是数学家的方法：人们提取出几个简便而普遍的概念，在摒弃经验的同时，将这些概念进行比较、组合，再以纯粹推理的方式，得出结论。不难看出，泰纳所说的“经典精神”与伯克和托克维尔批判的抽象理性主义十分类似。那么，“经典精神”源于何时？它为何会在法国大行其道？
在泰纳看来，经典精神形成于十七世纪，并盛行于整个十八世纪。它是与绝对君主制和沙龙中有教养的谈话艺术同步形成的。而铸造经典精神的人，正是被驱逐出公共事务，却依然享有特权的贵族。他们远离了实际政治，投身于沙龙的社交生活。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进行机智的谈话，品味思维的精妙之处。这些沙龙人士成了思想界的裁决者。一切作品，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还是哲学的，只有迎合了他们的品位和期待，符合了他们的学识层次，才能获得成功。在这种风气之下，经典精神这种思想形态得以成形。它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首先，它爱好抽象普泛的用语，因为后者比个别的词语更能吸引沙龙听众们慵懒的注意力。其次，它爱好推理理性，因为环环相扣的抽象推理，只需用最少的准备工作，就能进行最方便的思考，无需把握现实事物的丰富和复杂。此外，它注重修辞这种形式上的技艺，因为漂亮的文辞能吸引那些不专业但又很挑剔的沙龙听众。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已然形成的抽象推理的习惯，到了十八世纪，借着科学已经确立的权威，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依照数学模型来构建思想俨然成为时尚。
泰纳以英国和法国文学的差异为例，来说明经典精神的特点。泰纳这样评价英国文学：“当我读完一系列英国小说家的作品……我便了解了十八世纪的英国……我掌握了一连串具体精确的人物生平，一幅完整的画卷，它有上千个场景，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至于法国的文学作品，它们通常有精巧的开场白、恰当的推理、细腻的转折，还有口才、艺术、漂亮的诗句，但它们却极少表现鲜活的个人及其生活的具体时空环境。无论是拉·封丹笔下的动物、莫里哀剧中的女仆、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还是伏尔泰书中的巴比伦人，都是言辞得体漂亮的演说家，换句话说，都是依照社交界人士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泰纳认为，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大多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他们认为人到处都是一样的。他们缺乏通过同情的想象去体验和自己大相径庭的他者的能力。泰纳赞赏孟德斯鸠，认为他尽管没能完全摆脱经典精神，但他是十八世纪的才智之士中最冷静和最富于洞察力的。这主要得益于孟德斯鸠对历史的研究和对现实的考察。不过，十八世纪法国盛行的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采用的几何学式的抽象推理。大革命时期的演说、报告、提案和小册子延续了卢梭的写作风格：“事实从来都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抽象，只有关于自然、理性、人民、暴君和自由的一连串命题。”
对于沙龙人士这个专制土壤上生长出的精致花朵，泰纳在责备的同时也不无惋惜：他们追求优雅的风度和思想的乐趣，把臻于极致的教养确立为唯一的义务，这既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弱点，既标志着他们的华彩，也意味着他们的堕落。他们把启蒙哲学当成一种消遣物引入沙龙生活，并且在沙龙里追随卢梭，想象人民的“善良和淳朴”。出于政治上的无知，他们将仓促完工的理论大厦一下子完全向公众开放。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理论的召唤下，另一个巨人将崛起，这就是全体受压迫的、愤怒的人民。
如果说，泰纳在前四卷里对旧制度的辛辣批评，连激进的共和派也可能感到满意，那么，在《旧制度》最后一卷“人民”中，泰纳却笔锋一转，表现出颇为保守的态度。与雷诺阿的电影《马赛曲》中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人民形象不同，泰纳笔下的人民既是苦难深重和令人同情的，也是野蛮狂暴和令人恐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相信农民受到的践踏太厉害，因而他们一旦扔掉枷锁，对上层人士的仇恨和不信任会使他们陷入狂暴之中。另一方面，泰纳认为农民并不具备政治理性。与启蒙哲人不同，泰纳认为理性“根本不是与生俱来的、原生的、持久的禀赋，而是后天获得的一种脆弱品质”。要获得这种品质，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与实践，学会反思并暂时超脱自我，以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利益。即便经过了这种训练，人的理性仍然是不牢靠的，“幻觉、谵妄、躁狂全都守候在我们的门口”，随时都会闯进来。在泰纳看来，那些成天为每日的面包操心、除了主日布道没有受过别的教育、在狭小世界里过着机械的生活的农民，是一些“根本达不到反思层次的蛮荒灵魂”，他们很容易受到谣言、幻觉和激情的支配。因而，只有依靠外在的强制和宗教的威慑，才能得到农民的服从。泰纳相信，革命带来的混乱，会因为旧制度造成的社会溃散而加剧。由于个人的能动性被剥夺，摧毁了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习惯和能力，每个人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财产和生命将不得不交给即将形成的第一批团伙组织的支配。而“最大胆、最凶暴、受压迫最深的人将成为新的军官”，带头冲锋并组成最初的队伍。
泰纳对旧制度的结局的描绘充满了悲观色彩。他认为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旧制度的内部已经解体了，而一旦革命爆发，只有两个力量伫立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野蛮的暴力和激进的教条。在他看来，这两个力量，正是旧制度的继承者和遗嘱执行人。尽管泰纳对旧制度和大革命的某些基本判断与托克维尔相同，然而正如奥祖夫所言：“与托克维尔不同，泰纳在大革命中看不到美好的片段。”托克维尔在法国人埋葬旧制度的努力和向往自由平等的渴望中，看到了一种慷慨和高贵的情感。他因而选择站在一七八九年革命的一边来反思民主和革命。而泰纳对民主和革命所持的过于悲观的态度，使他缺乏为“法国病”寻找药方的动力。尽管他为法国的政治病症做了出色的诊断，但他自己却看不到希望。他最终成了一个“没有希望的领路人”。
（《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法]伊波利特·泰纳著，黄艳红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二零一四年版）
作者：倪玉珍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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