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如何防控流行性传染病

斗志昂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海仍为中央直辖市，划分为 20 个市区和 10 个郊区。1958 年，将江苏所属上海地区的郊县划入上海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全市 16 个区共有 107 个街道、106 个镇、2 个乡。除上述行政区域，上海在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尚有行政上完全属上海管辖的四块飞地。
陈毅市长坐镇指挥防治血吸虫病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上海传染病共爆发 10 多起。1949 年驻嘉定县解放军受血吸虫感染。1951 年卫生部宣布上海为天花疫港。1957 年暴发流行性感冒，发病 200 万例以上。1962 年副霍乱传入国内，全市共发现病人 1321 例，死亡 59 人。1965 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爆发，全市发病 15196 人。1967 年流行性脑膜炎爆发，全市发病约 3 万人。1968 年流行性感冒爆发，发病率 397.4／10 万。1971 年 " 红眼睛 " 病（流行性急性结膜炎）爆发，全市全年发病 81 万人，不少单位停工停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1974 年副霍乱爆发，同年病毒性肝炎大流行，发病 48493 例，死亡 718 人。1975 年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病 2200 例，死亡 128 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极其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首先是领导高度重视。1950 年血吸虫病爆发时，上海市长陈毅不仅亲自坐镇部署，还特为《血吸虫病防治手册》题写书名。1957 年暴发流行性感冒时，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到青浦视察血防工作，探望晚期血吸虫病人。其次是依法抗疫。1949 年上海刚解放，当年 6 月即成立临时性上海市防疫委员会。1950 年 1 月颁布《上海市传染病报告暂行办法》。翌年，即颁发上海市《各级医院传染病报告实施细则》《独立门诊部传染病报告细则》等。再次是提前预防。解放初即动员全市医护学校 2600 余名学生，第三野战军卫生部门 1000 余名工作者，市卫生局及公私医院、各区卫生事务所医护人员等，深入各团体为数百万人注射防疫疫苗。1950 年上海就在各区原卫生事务所基础上，改建 29 个防疫站，按需配备工作人员。第三是专业救治。1949-1975 年间，先后派出 4 次约 5000 人的专业技术医疗队，分别赴海盐、嘉兴、嘉定、青浦、宝山、太仓等重点地区防治副霍乱及血吸虫病。第四是建立信息报送制度。每逢疫情发生，各区卫生事务所接获报告后，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并向卫生局报告。卫生局酌情呈送卫生部或登报通告。第五是严肃考核制度。对于迟误、报告、未行报告且久劝无效者，依规严肃处理。对于依规报告且从未遗漏者，由市政府予以嘉奖。第六是加强卫生监管。政府出面灭蛆灭蝇、清除无主破烂棺具、修理路面、疏通窨井及添置窨井，填平水池低地，同时改善运粪车，减少粪便滴漏及消灭粪便冲沟现象，又取缔不合条件的私厕 12 处、露天粪坑 34 处等。最后是大力宣传动员。解放后的三个月内，上海就已经 " 动员医界学生举行防疫宣传化装游行 3 次，聘请专家讲演 14 次，出版防疫特刊，印发防疫守则 3 万份，标语 4000 套及宣传单 2 万张 "。
有效控制甲肝流行和非典疫情
改革开放后，鉴于上海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 " 海纳百川 " 的人口结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卫生防疫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大的疫情发生时，基本上很快就控制了其恶性传染局面。80 年代，全市急性传染病总发病率、死亡率逐年下降，前者从 1980 年的 1719.8/10 万下降到 1990 年的 356.1/10 万，后者从 4.1/10 万下降为 0.7/10 万，其死因顺位从 1950 年的首位下降到 1990 年的第六位。
1988 年 1 月 19 日，甲肝爆发，当天传报感染人数 134 人，累计 633 人。6 月下旬红眼病（流行性急性结膜炎）流行，经及时采取措施，疫情得到控制。到 9 月底，累计初诊病人 12.5 万余例。2003 年春，非典发生，4 月 4 日上海确诊首例输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至 6 月 27 日最后 1 例 " 非典 " 患者治愈出院，上海 1700 万人口共确诊 " 非典 " 病例 8 例，其中治愈 6 例，死亡 2 例。
应对这两次突发疫情的措施：首先是统一部署、统一指挥、联防联控。1988 年甲肝爆发时，市卫生局立即召开区卫生局局长、市级医院院长和防疫站站长会议，商定 5 条防治措施，并成立防治肝炎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市肝防工作。各区卫生局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其次是完善抗疫措施。2003 年，为有效切断 " 非典 " 疫情的传播途径，及时采取 "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 等疫情防范与监测措施。当年 5 月颁行的上海市地方法规《关于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的决定》，更强化了对传染病防治和疫情报告的法制管理。
这两次疫情的有效控制，还得益于前瞻性的政策规划。早在 1979 年，上海就依照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及时制订、实施《上海市传染病管理细则》，对传染病报告方式、时间等作出具体规定。80 年代初，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建立传染病报告一院一册制，实行单位、科室和部门间的三核对制度，推行传染病报告检查制，即医疗单位按月自查，区、县卫生防疫站按季 ( 部分县半年 ) 检查，市卫生防疫站年终抽查。1989 年，上海于全国率先实现疫情快报微机联网，属地化管理于监督员制度以及医院、社会联防联治等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
为及时借鉴国际卫生防疫前沿经验，1983 年起，按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抽样方法 , 对计划免疫进行考核和质量监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989 年 2 月、3 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来沪检查、评审计划免疫工作，确认 " 上海的计划免疫工作是优秀的，可以与世界先进的欧美国家相媲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2016 年 11 月，在被誉为健康界 " 奥林匹克 " 的第九届全球健康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称赞上海是健康城市工作的样板城市。
防控新冠上海如何发力
从百年前的 " 远东第一大都市 " 到今天 " 卓越的全球城市 "，上海的两次 " 全球化 " 战略终于实现其华丽转身。这也意味着上海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豪迈的步伐、更加宏伟的目标，加速融入世界伟大城市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更大的机遇必然伴随着更大的挑战，砥砺前行。如何抓住机遇、防范风险，智慧城市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代社会，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姿态，既是对城市使命担当的考验，更是对城市智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与城市伦理（城市精神与市民道德）的考验。
流行于 2020 年初的 " 超强传染性 " 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截至 4 月 1 日，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2691 例，累计死亡病例 3321 例，累计治愈 76417 例。现有确诊 2953 例，无症状感染者 1367 例，境外输入 808 例。其中上海累计确诊 516 例，累计治愈 343 例，死亡 6 例。自 1 月 20 日发现第一例确诊病例至 3 月 31 日，上海新冠病毒患者出院率已突破 80%。在人流物流信息流高度汇聚流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亦可谓创造了 " 防疫奇迹 "。
海纳百川却能够风平浪静的背后，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是地方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硬核支撑。其中公共政策的预见性与务实高效的行政执行力尤为重要。1 月 19 日，也就是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连线时明确表示此次新冠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的前一天，上海市卫生健康部门就迅速响应，成立专项工作组和专家组，及时制定各项应急措施和工作方案。为积极妥善应对节后大量人员返沪、大批企业复工现象，2 月 7 日，市人大常委会特别通过《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授权市政府可在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道口管理等 11 个方面，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制定政府规章或者发布决定、命令、通告等。做到各类主体防控有据可依、居民自主防控有章可循。为积极响应人大 " 决定 " 的 " 科学防治 " 精神，各区行政部门对街区、楼宇、楼组、村组和市场等与市民群众最贴近的地方实行精准施策的 " 五个包干 "；公安系统利用智慧城管系统对各入沪道口的车辆和人员信息实行 " 精准施策 " 的 " 一网统管 "。为 " 防疫 "" 发展 " 两不误，2 月 8 日市政府发布《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加大金融助企纾困力度、做好援企稳岗工作等 6 个方面出台 28 项措施，有效缓解了企业的防疫压力与复产之忧。为更好解答市民疑问、合理分流患者，早在 1 月 31 日，上海就开通 24 小时发热病人咨询热线，15 家医疗机构 60 位专家在线进行专业解答，全市多家医院还开通互联网在线问诊服务。为方便市民进行必要业务办理，相关委办局还及时开通网络业务手机短信推送。可谓足不出户，应有尽有，急事不愁，要事无忧。刚性原则与柔性实施的刚柔相济、无缝软着陆，让群众体验的是 " 被服务 "，而不是 " 被执法 "。
千年防疫史的现代启示录
纵观世界，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悲壮的抗疫史。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统计，从西汉到清末的 2100 多年间，中国至少发生过 321 次大型瘟疫，平均 7 年爆发一次。美国知名科普作家卡尔 · 齐默（Carl Zimmer）在其畅销书《病毒星球》中认为：早在人类出现以前，病毒就占领了这颗星球。古往今来，斗争的模式都是相通的，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攻克病毒的方法，但是我们始终无法完全战胜病毒。人类将与病毒相爱相杀，共赴未来。这就意味着，防疫工作要始终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历史上唐玄宗的 " 广济方 "、宋仁宗的 " 犀牛角 "，还是明太祖的 " 预备仓 "、清帝康熙的 " 种痘令 " 等，都彰显了国家对抗疫工作的重视，对民瘼的关心。新中国成立以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坐镇部署，是决胜历次疫情的关键。
江南 " 抗疫 " 的制度化部署萌芽于唐朝，兴盛于两宋，沉淀于明清。鉴于瘟疫传染源的动态性，疫情爆发时，在中央医政机构的指导下，地方卫生部门与慈善机构联合开展的防疫工作，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巨大作用。2003 年上海抗击非典的成功就得益于从政府到企业、专家到市民，从医务部门到其他工作部门，从前方到后方，每一方面都协同作战，形成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格局。
最晚在唐宋时期，在重大疫情危机面前，就已建立了信息快报制度及针对漏报瞒报行为的官员问责制度。只有及时准确获悉疫情，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隔离、治疗、赈济等行为。2003 年抗击非典期间，信息公开至关重要，当时上海各类媒体共同开设 " 防非 " 专题，广泛张贴宣传画报、发放宣传资料，市民对非典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近 100％。同时，对于疫情信息迟报误报未报且久劝无效行为，依法严肃处理。
近代以前，人们对疫病的认知有限，并不清楚病毒及其传染源的真相，无论中外都会认为瘟疫是一种 " 天谴 " 的形式。这一迷信认知严重阻碍了医药技术的发展及防疫水平的提升。晚清已降，现代卫生知识逐渐普及以后，人们才真正从病理学层面研究时疫爆发原因及防治方法。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制度完善及技术更新，防疫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80 年代，由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疟疾、血吸虫病、癌症、心血管病、传统医学、精神卫生、初级卫生保健、妇幼保健等 18 个合作中心相继在上海成立，为当下实践 "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 的抗疫指导方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旧中国积贫积弱，应急物资及防疫知识严重匮乏，因此时疫横行时灾情严重，且难以禁绝。大疫面前，从朝廷到地方，无论是施药问诊，还是抚济幸存，往往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一方面国家在统筹资源办好事、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真正突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北上广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城市居民卫生习惯有了较大的改进，同时也大大促进了防疫水平的提升。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依法防治下，上海相继消灭了天花、回归热、恙虫病、炭疽、白喉、血吸虫病、森林脑炎、斑疹伤寒、布鲁氏杆菌病、脊髓灰质炎、钩端螺旋体、丝虫病、麻风病，基本消灭流行性脑炎、乙型脑炎、百日咳、麻疹、狂犬病、甲肝、非典等数十种传染病。在集近两千年防疫经验的今天，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得 " 新冠病毒阻击战 " 的胜利。
栏目主编：王多 本文作者：吕鲜林 题图来源：图编制作 图片编辑：雍凯
作者单位：上海市通志馆